“合并而为公之道”：民国瓷业公司的诞生战乱中的瓷业精神

  公司是指一般依法设立的，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孔子在《大同·列词传》中最早提到了“公司”一词：

  瓷业公司是集陶瓷产品自主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以盈利为目的社团法人。民国时期，瓷器企业主要分为官商合办与民营两类。

  官商合办的瓷业公司，以制度化实施企业管理。如公司最高领导人为经理，负公司全责。下面有各课主任，各司其职，责任分明。

  民国早期的民营瓷业公司最高领导人为老板，其下雇工、徒弟数人。一般老板兼管事，老板娘兼做伙夫，有较强的家庭作坊性质，制度并不健全。多数公司以老板姓名加“号”、“斋”、“厂”等命名，非常杂乱。他们虽然管理经营肤浅粗疏，但也基本体现了集合资本、组织生产、扩大规模等公司性质。

  战争前，西方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清王朝却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境中，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战争后，外资大量涌入导致中国传统产业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作为舶来品逐渐被中国社会所接受。1867年，江苏候补同知容阂向两江总督建议“设一新轮船公司，倡用中国人合股而成”，并提出股份公司章程。

  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揭开了晚清企业改革的序幕，标志着中国工商业逐步向公司制度过渡。

  甲午战争后，全国掀起了“振兴实业”、“设厂自救”的爱国运动，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895年至1900年，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快速地发展到81家，总资本197.24万元。公司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实业的发展，造就了第一批近代化企业和第一代民族资本家。1898年，清政府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族工商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产业政策的重大转变。随后，清政府出台了《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法规，公司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投资2000万元、1800万元、16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子爵；投资1400万元、1200万元、10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男爵；投资700万元、500万元、3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三品卿、四品卿、五品卿。

  这些措施改变了商人长期处在“四民”之末的低微处境，极大地调动了国人投资公司、创办实业的热情。1904年至1908年，商部注册新公司达265家，资本总额约1亿3833万，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公司热潮。

  1902年，康达和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创办“湖南瓷业公司”，成为中国瓷业公司先驱，“瓷都”景德镇随即出现了大量民营瓷业公司。到了民国初年，这种“作坊式”公司已遍布当地。民国8年，资本在20万以上的窑户有：陈庚昌、余英源、冯承就、王家琨、刘世机等13家；民国17年，主要瓷业公司有美成瓷庄、陈同泰瓷号、刘森茂瓷号、天宏华瓷业公司等；民国38年，主要瓷业公司有刘乃桃号、刘和丰瓷号、巢宝珍瓷号、余鼎顺瓷号等。以上均为影响较大的商号， 可见民国景德镇瓷业之兴盛，虽不及康乾盛世，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景德镇的民国瓷业史，大致以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期呈上升态势，晚期频频受困。

  江西瓷业公司在收藏圈被称为“民国官窑”，是近代影响力最大的瓷业公司，整个民国期间都在苦力经营，我们且将其放在早期介绍。

  江西瓷业公司成立时间众说纷纭，《景德镇陶瓷史稿》定其于宣统二年；而据《清档》记载：

  最后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江西瓷业公司遗址出土了带有“戊申江西瓷业公司试造”铭文标本，以原始物证无可争辩的证明，最迟至1908年，江西瓷业公司就已成立。

  历史上的江西瓷业公司有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官商合股的形式，由湖北候补道孙延林委办瓷厂事务，设窑于御窑厂内，并于光绪戊申年（1908）年正式投产。此时的江西瓷业公司带有旧时御窑性质，其生产、销售、运营均录于清档，成为名副其实的“官窑”。但国内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公司生产时断时续，举步维艰，处于随时倒闭的风险中。

  第二阶段以宣统二年祁门贡生康达接管公司为标志， 公司由“官办”向真正意义上的“官商合办”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于同年将其接管并正式更名为“江西景德镇建国瓷厂”。

  江西瓷业公司成立后，原御窑厂的窑工画师云集于此，更有文人介入生产设计环节，其产品代表了民国瓷业的最高水平。

  在江西瓷业公司的历史上，康达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管理下的公司锐意改革，设立学堂，经营的有声有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生产管理做了完整的规划改革，具体如下：

  整顿管理制度。设总协理二人，为名誉职。经理一人，负公司全责。以下又有各课主任，分理其职。具体办法是：分工场、发行两部分，实现生产流通相结合，工场中又分坯作、窑作，彩作三课。设窑巢两座，每四日出窑一次，产值2000余元。

  重新规划厂房。于中华路新建房屋，作为办公和门店使用。西南有彭家弄、东司岭等厂房和柴窑，东北有薛家坞、罗汉肚等厂房和柴窑。

  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公司在九江设立销售部，收购其他瓷庄产品做贴牌包装，接受官方、私人、团体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定制等等。

  江西瓷业公司在初创阶段，由于御窑窑工、画师及文人的加入，具备了优良的瓷质、先进的制瓷技术、高超的绘瓷技艺，使其产品远胜于其他瓷业公司，主要有陈设瓷、高级日用瓷、工业瓷三类：

  陈设瓷既有传统器型，又有所创新。如明清时期有盖琢器多为罐类及一些小瓶，大型盖瓶较为少见，江西瓷业公司新开发了“双耳盖瓶”器型，广受市场欢迎。还有瓷板画系列，形状多样、构图饱满、层次丰富、画工精到，为其时的高档艺术品。

  高级日用瓷品种极为丰富。除了传统的杯、碗、盘、碟、壶，还有成套的餐具、茶具、咖啡具，印泥盒、笔洗、笔筒等文房用具，另有帽筒、温酒器、火锅器等等。其中马蹄杯等产品名扬海内外。

  工业用瓷包括电用瓷与学术用瓷。由陶瓷专业学校试制成功后，在瓷业公司批量生产。如电线碍子、隔电瓷碗等，均有不错的销路。另有蒸发器、耐火钳锅等学术用瓷，一度在国内大专院校试销试用，很受欢迎。这些全新的产品线为传统瓷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江西瓷业公司的款识，打破了瓷器只有帝王年款和私家堂名款的限制，出现了当时瓷业界的新事物——公司款。款识文字有“江西瓷业公司”、 “江西瓷业公司造”、“江西瓷业公司出品”等，字体大多为楷书，有手书体，也有图章款；边饰则采用双圈框、单圈框。款识书写前期十分讲究，后期就相形见绌。同时随着产量增加，红彩图章款逐渐增多。

  江西瓷业公司的成立，代表生产关系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演变为资本的雇佣关系。其在生产技术上引进先进制瓷设备，培养专业人才，打破传统手工业的局限性，推动了景德镇瓷业向现代企业转型；在产品上不断依据市场需求来做创新；在工艺上不断研究刷花、金彩等新技术；在销售上，于九江、上海等地设立销售部，既省去了瓷庄的中间费用，又扩大了公司销售量及影响力，最终为建国后瓷业公司的公私合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民国早期的景德镇，除了江西瓷业公司一枝独秀之外，还有许多民营瓷业公司蒸蒸日上，各有所长，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如擅长制壶的天佑华瓷业公司；擅长奇特器型及仿古瓷的杨福生瓷厂；还有中美合资的美成瓷庄，不仅产品大量出口美洲，而且应国民政府之邀，研发烧造了富丽堂皇的国宴用瓷。

  总之，民国早期瓷业呈现一片生机。一方面，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聚拢了大量御窑技术工人，并引进先进机械设备及管理方式，为民营瓷业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众多民营公司以灵活的经营方式，优质的产品质量，逐步的提升市场占有率。特别是有中外合资背景的美成瓷庄，引入了新的委托定制生产方式，为景德镇瓷业带来活力。

  从民国二十六年到民国三十四年，国民经济转向战时经济，景德镇处于艰苦的抗战环境中。民国三十四年至民国三十八年，中国陷入内战，景德镇瓷业再遭重创，老板、工人纷纷逃离。据江西陶务局调查：民国景德镇瓷业兴旺时，有瓷业2493户，到解放前，能正常开业的不到200户，仅占原来的百分之七，半失业、失业工人近万人。

  在这一时期，官商合营的九江光大瓷厂，试图改良民族工业，却遭遇困境；还有的瓷业公司在战火纷飞中坚持生产，成为民族工业的脊梁。

  提到九江光大瓷厂，就必须提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和他的江西陶业管理局。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1918年官费留学日本。1923年冬，回国筹办瓷业公司，成为名噪一时的新实业家。1932年，杜重远受东北救国会和后援会的委托，到上海支援抗日。1934年，他赴景德镇当地考验查证，并向江西省政府提出振兴瓷业计划。同年，江西陶业管理局成立，杜重远为首任局长。1936年，在九江成立光大瓷厂。1943年，杜重远被军阀盛世才捏造罪名杀害，年仅45岁。

  光大瓷厂是官商合办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资金总额一百万元，二十万由江西省财政拨款，剩余八十万由杜重远个人出资。杜重远出任总经理，另聘杨之屏为经理并实际主持。

  1936年，光大瓷厂在九江东门外辟地鸠材，预计年产量十万担。原拟1937 年开工，迨抗日战争爆发，九江局势堪危，于是在湖南录口及重庆设立分厂，坚持生产，直到抗战结束时止。

  抗战胜利后，光大公司经理杨之屏也曾拟在九江原厂恢复生产，但由于杜重远被害，公司失去领导，杨之屏号召力不足而告停顿。

  光大瓷厂主要生产日用瓷及电瓷。其日用瓷以高档中西餐具为主，多销往汉口、上海等城市；此外还研发电气用瓷，产品质量高，外观精妙小巧，价格低，适应了战时军政部的需求。

  光大瓷厂引进大型机械设备、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公司规章制度，在产品与管理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传统瓷业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瓷业局面，其瓷业革新也随着战争的爆发、杜重远的被害而成泡影。

  “巢宝珍瓷号”建于清末民初，由都昌人巢克谦所创。1955年，巢宝珍瓷号转入公私合营，称景德镇市第三瓷厂，1956年改名为新平瓷厂。

  巢克谦的青花料配方在景德镇独一无二，其青花瓷色泽鲜明，光泽夺目。特别是优势产品青花梧桐瓷，曾获全国金奖，远销海外。

  杨福盛瓷厂是杨福生的分厂，也是景德镇为数不多的抗战时期还坚持生产的瓷业公司之一。其时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老板杨福盛决定改做粗瓷，并根据战时运输困难的情况，尽量将瓷胎造薄，以减轻重量。1939年后，有商人偷过敌人防线采买瓷器，景德镇瓷业逐渐好转。1941年，杨福盛瓷厂开始生产电瓷，并接到三战区30万只的订单，终于使公司走出困境。

  艾荣生号创建于民国初期，也是一家在抗战时坚持生产的瓷业公司。其时，老板艾早发将家人安顿在原籍，自己和工人一起生产。防空警报一响，就躲到自挖的防空洞，解除警报后再回到坯房工作。在生产上，艾荣生号以传统提梁壶为主，装饰技法以青花为主，产品有极高的性价比，因此在当时行销中原腹地。

  可以说，杨福盛瓷厂和艾荣生号发展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工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艰难求生的缩影，实业家们所付出的艰辛，为建国后的公私瓷厂经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晚清民国时期，景德镇兴起了一股“瓷业公司潮”。瓷业公司的诞生，取代了“官窑”及传统手工作坊，在管理制度、生产技术等方面都改弦更张，给当时的景德镇瓷业注入新鲜力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公司的出现，意味着自然经济性质的旧时瓷业生产方式从此解体，手工业产品转变为现代商品。在景德镇，传统的集国家之力，不计成本追求高品质的官窑体制消失；面对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追求减少相关成本、提升品质的现代瓷业公司应运而生。

  瓷业公司带来了新的管理制度，聘用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引进机械设备，推进了景德镇瓷业的近代化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官商合办的企业家，对景德镇瓷业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江西瓷业公司负责人康达，成立景德镇商务会，以“会集各业、讨论商学、改正行规、调息纷难、研究陶业、改良制造”为宗旨，在协调“三帮”（徽帮、都帮、杂帮）关系，开拓瓷器外销，缓解劳资矛盾等方面，都起到了非消极作用。康达还曾以“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人才，以改良陶业”为办学宗旨，创办了中国陶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瓷业人才。

  光大瓷业公司负责人杜重远，在改造瓷业技术工艺的同时，难能可贵的将目光着眼于景德镇的社会生活改良。他创办陶业人员养成所，培养训练人才；创办《民众月刊》，宣扬改进瓷业生产措施，刊载瓷业新闻；取缔窑禁等传统陋规，规定窑工正当工资等等。以上举措在改善景德镇社会生活，提高瓷业工人待遇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复兴重塑中国传统手工业，仅靠生产动机与生产机制是不够的。为了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各瓷业公司不断推陈出新，研发出自己公司独家拳头产品。如江西瓷业公司有套的西式餐具、茶具、咖啡具；天佑华的特色产品是莲子壶、提桶壶、柚子壶等各种瓷壶；杨福生、杨福盛瓷厂，创烧了瓷器火锅、保温饭盒、重工皮灯；光大瓷厂主要生产战时用瓷；巢宝珍的青花玲珑瓷器，名扬海内外。

  各大公司还经常聘请“珠山八友”这样的绘瓷大家参与产品的设计制作。他们一方面弘扬民族文化精髓，另一方面接受西画重写生、重写实的审美倾向，在陶瓷绘画方面创造了“瓷上文人画”的新概念。

  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业产品虽无法与前朝比肩，但在“实业救国”的感召下，呈现出了一派繁荣景象。

  瓷业公司在产品营销售卖方面，打破了受瓷庄操纵的传统模式，开始自设门面展示产品，省去了中间商费用。他们还在上海、九江、汉口设立发行所，从而扩大销量，增加品牌影响力，并积极收集市场信息以改良生产设计。

  除此之外，各大瓷业公司还积极参加各种博览会、展销会。如江西瓷业公司曾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赛会获奖；鄢亿德的乌金釉在巴拿马国际瓷博会上获金奖；景德镇铁路通车后，各公司先后参加了浙江、广州等四省土特产展览会。1936年，江西陶业管理局成立景德镇运销合作社，邀请地方瓷业公司承接外销瓷，打破了外销业务由客帮包办的局面，既提高了产品销售量，又增加了对国外市场的了解。这些瓷业公司表现出的经营方式、经营销售的策略和发展理念，毫不逊色于二十一世纪的跨国公司。

  民国短短三十八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形态由封建帝制转为国民政府；其间又有军阀混战、中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时，西方资本大量进入中国。作为世界瓷业制造中心的景德镇遭遇了巨大冲击。幸运的是，景德镇瓷业与时俱进，及时以“瓷业公司热潮”迎接划时代的巨变。官营瓷业由此从旧时御窑的权贵生产模式，转变为以营利为目的市场化生产模式，并且更为平等、民主、公平。对于民间瓷业来说，瓷业公司打破了明清行帮制度，采取灵活的聘用模式，带来了新的生机。

  此外，瓷业公司代表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开阔市场的拓展意识，面对市场的创新意识，形成了市场→生产→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因此，瓷业公司是民国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也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主体力量。

  当今对民国瓷业史的研究，言必提 “珠山八友”，反而忽略了作为民国瓷业生产主体的瓷业公司。事实上，“珠山八友”等大师也是在瓷业公司的主导下参与产品生产设计的，他们的艺术瓷只是民国瓷业的一个层面，瓷业公司才是在当时艰难条件下，为景德镇瓷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真正实体。

  此外，民国瓷业公司在社会变革时期，起到了调节、转换、塑造、更新的作用，为新中国成立后国营十大瓷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民国瓷业公司生逢乱世，频陷战火，但其凭借灵活的市场把握能力和多变的市场开拓能力，在动荡的局面中维持并发展了民族产业，证明了中国瓷业工人在艰难环境下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正是成就中国千年陶瓷文化的原动力，是中华文明的勇往直前、开拓进取的瓷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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