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火匠心——孙新民陶瓷文集

  时间犹如白驹过隙，转眼我已经退休了近6 年，自1982 年1 月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至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94 年改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 年又更名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至今也已过去了39个年头。

  我是幸运的，有幸成为“”后公开招生考试录取的首届大学生。我在高中毕业回乡务农五年后，再次踏入校门学习深造，因此犹如飞入百花园中的采花蜜蜂，如饥似渴、心无旁骛地学习了四年。记得那时的我们，除了周日上午去书店或洗衣服偶尔放松身心外，其他空闲和自习时间也均在教室里度过。由于那时上课大多没有教材，能够在校图书馆借到一本心仪的图书或者在系阅览室里抢占到一个座位，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享受。

  我是幸运的，甫一大学毕业就入职了省级考古单位，成为河南文物考古战线的一员。河南是文物资源大省，地处中原和黄河流域中下游，历史上经常是兵家必争之地，定鼎中原是一代代枭雄驰骋纵横、梦寐以求的理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其地下埋藏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在我国历史上，自夏代迄至北宋3000 多年间，有22 个王朝200 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河南又是考古圣地，河南考古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无法替代的地位。1921 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对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古发掘和研究的先河，标志着中国现古学的诞生。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是首次由中国政府主导、中国学者系统参与的考古发掘项目。殷墟考古发掘以翔实的实物资料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使商代的历史线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又分别在河南鹤壁（浚县）辛村、卫辉（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考古发掘技术和研究方法，为中国现古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像我们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干一行爱一行一样，我也是入职后一直工作到退休，“从一而终”没有离开过入职的考古单位。

  回顾自己近四十年来一直从事的文物考古工作，大体能1999 年4 月任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

  1982 年1 月至1999 年3 月，主要是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后负责和主持发掘了开封北宋东京城、新乡丁固城古墓地、巩义北宋皇陵、禹州西关战国汉代墓地、开洛高速孟津段汉唐墓群、宝丰清凉寺汝窑址、鲁山段店瓷窑址等10余项考古项目。那时候交通不便，一般是启动考古发掘项目后，在考古工地一待就是一个月左右，回来休整几天后再继续下去工作，这样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当时的考古工地比较艰苦，往往就近租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户家里，白天风吹日晒一身灰尘，晚上经常停电或有的地方干脆没有电，晚饭后只能早早躺在被窝里睡觉。1988 年负责发掘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时，当地因挖煤致地下水位下降，需要从数千米外拉水饮用，因此往往是每人一天少半盆水，早上洗脸、中午洗手、晚上洗脚。当然考古也有很多乐趣，每遇到新的发现就会兴奋不已，而在河南只要发掘就一定会有收获。无论你从事早段旧、新石器时代或者夏商周时期考古，还是安排你负责晚段的汉唐抑或宋元时期考古项目，都会有所发现并做出一定成绩。我先后被分配在第二、第三研究室工作，所从事的主要是晚段考古发掘项目，无论是主动进行发掘的古代城址和瓷窑址，或是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和抢救性发掘的汉、唐、宋代墓葬，大多数都能够在发掘结束后，将考古资料整理交由专业刊物发表。我一向认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培养考古大家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的同行学术目标明确，能专注于某一时段考古并进行深入研究，他们既学养深厚又视域宽广，往往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考古材料，思考问题高屋建瓴且宏观全面。作为省级考古单位人员，承担着更加繁重的田野考古工作量，还需要具备适应各时段考古的“万金油”精神。当然，在地方工作的好处是特能锻炼人，一个考古领队有时可以统领上百名民工工作，需要与地方各类人员打交道，很快就锻炼提高了领导能力和管理上的水准。另一个好处是参加发掘的机会多，有可能一不留神就抱回个“金娃娃”，获得重要考古发现甚至是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从全国文博界情况看，文物考古单位是人才摇篮，不少博物院院长、古建所所长和一些文物局局长或副局长，大都出身于考古研究所。

  在此阶段内，我先后于1987 年评为文博馆员、1992 年评为文博副研究馆员和1999 年评为研究馆员。在任职文博馆员之前，主要是在田野考古发掘之余，对自己负责发掘的考古项目，挤出时间进行资料整理，撰写出考古简报和报告，曾发表了《河南省新乡县丁固城古墓地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5 年第2 期）、《禹县东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5 年第3 期）、《郑州市向阳肥料社汉代画像空心砖墓》（《中原文物》1986 年第4 期）。在任职文博馆员期间，除了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和整理考古资料外，开始将自己的发掘资料与其他同类型资料做比对，并与相关文献材料结合做些初步研究，撰写有自己一得之见的学术论文。此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 年第3 期）、《禹州市坡街宋壁画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90 年第4 期）、《十年来河南宋元考古概述》（《华夏考古》1989 年第3 期）、《宋元德李后陵中的玉册及册匣考》（《华夏考古》1990 年第2 期）、《试论北宋早期的越窑秘色瓷》（《江西文物》1991 年第4期）等。在任职副研究馆员期间，不仅限于熟悉自己的考古资料，开始逐渐放宽视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收集尽可能多的同类型资料展开综合性研究。此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 年第3 期）、《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 年第12 期）、《〈大唐故荆府长史孙府君之碑〉考略》（《华夏考古》1993 年第2 期）、《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华夏考古》1994 年第1 期）、《宋陵出土的定窑贡瓷试析》（《文物春秋》1994 年第3 期）、《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历史与分期》（《文博》1995 年第6 期）、《试论北宋陵园建制及其特点》（《河南文物考古论集》，1996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综论宋三彩》（《中原文物》1998 年第3 期）等。并于1997 年出版了《北宋皇陵》（1997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考古报告，参与执笔了《河南考古四十年》（1994 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出土陶瓷》（1997 年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 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1997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上述《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合著）和《略谈北宋东京外城的兴废》两篇文章，是我入职后在开封宋城从事两年考古工作的主要成果。而《宋元德李后陵中的玉册及册匣考》、《试论北宋早期的越窑秘色瓷》和《宋陵出土的定窑贡瓷试析》，则均是在整理宋太宗元德李后陵考古资料后，对李皇后陵出土随葬品的一些初步思考。其中北宋皇陵田野考古工作前后约有五年时间，宋太宗李后陵考古发掘接近1 年，“七帝八陵”调查工作进行了3 个年度，宋真宗永定禅院遗址和永定陵地面建筑基址局部试掘大致工作1 年。对于“七帝八陵”的田野调查，最大困难是将数百件神道石雕像绘制线图。最初设想是邀请美术院校的学生利用暑期描绘，后考虑到现场丈量尺寸有难度，恐绘出的是素描图非实测图而作罢。后经郝本性所长推荐，找到了中国人民郑州测绘学院正在做近景摄影测量的团队，先由他们赴现场实地近景摄影，在室内仪器上绘出石雕像基本轮廓后，再由我所绘图技术人员现场补充细部花纹。历经三个寒暑春秋，终于顺利完成线图绘制并达到了出版要求。由我主持的北宋皇陵陵园遗址研究，曾列入1995 年度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北宋皇陵》一书，于1997年提前结项并出版，由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宿白先生为之作序，获得考古学界的好评。该书曾荣获1997 年河南省社科联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1997 年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三等奖。

  从1999 年4 月至2013 年5 月任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2013 年1至5 月为院长）期间，主要以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为主，也兼顾一些田野考古项目，先后主持了宝丰县清凉寺汝窑、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巩义市黄冶窑址、荥阳市薛村遗址、禹州市神垕镇窑址、社旗县陈郎店遗址等考古项目。其中，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是我田野考古生涯中负责时间最长的项目，从1988 年和1989 年第二、三次发掘的执行领队，到1998～2016 年第四次至第十三次考古发掘担任领队，前后历时28 年实际从事考古发掘达15 个年头。由于1988 年和1989 年连续两次发掘不见汝窑瓷器，我又被安排参加1989 年秋季至1990 年春季国家文物局第五期考古领队培训班，学成归来后的1990 年秋季又领队发掘了鲁山县段店瓷窑址，由此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被长期搁置了下来。1997 年元月我于第三研究室主任任职副所长，在安排1998 年业务工作时，我提议再对宝丰清凉寺窑址开展考古工作，得到了所里领导班子的支持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在时隔9 年后，终于在1998 年秋季由我任领队再次启动了第四次考古发掘。后在清凉寺村民提供重要线 年考古勘探，在当地人民政府的密切配合下搬迁了4 户清凉寺村居民，2000 年6 月至10 月揭露面积500 余平方米，发现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15 座，以及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并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尤其是有些器类为传世品所未见，终于找到了汝窑瓷器烧造区，取得了中国陶瓷考古的重大发现。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入选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发现与研究”，是我主持的2001 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2006 年完成并以“优秀”等级结项，2008 年出版结项成果《宝丰清凉寺汝窑》，该项目成果简介曾收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简介汇编》（第四辑）一书。

  我在切实抓好史前、夏商周和秦汉时期等河南优势考古项目的同时，还积极推动河南瓷业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2001 年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在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河北地等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窑炉遗迹8 座和石砌澄泥池3 处，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千件，进一步确定了钧窑瓷器的烧制年代问题。2000～2004 年抢救清理的汝州市张公巷窑址，出土一批类似汝窑的全新青釉瓷器，为寻找宋金官窑提供了重要线 年我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在巩义市黄冶窑址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10 座窑炉和3 处作坊，找到了洛阳唐三彩和唐青花的产地。2004 年发掘的修武县当阳峪窑址，发现多座窑炉和窑洞式制瓷作坊，出土遗物丰富，尤其是一批精细白釉、酱釉和黑釉瓷器，堪与定窑同类器物相媲美。2005～2007 年我所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发掘的巩义市白河窑址，发现北魏青瓷窑炉和出土大量青瓷，为北魏皇室使用青瓷找到了产地；首次出土早期白瓷，为研究中国白瓷的起源及其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 年发掘的安阳相州窑，出土了一批北朝至隋代的优质青瓷和白瓷，全方面了解了相州窑的烧制年代和产品特征。2011 年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禹州市闵庄钧窑遗址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65 平方米，清理窑炉6 座和作坊2 处，出土了完整或可复原瓷器标本数千件，确定了闵庄钧窑制瓷历史历经金代和元代，并延烧至明代初年，完善了该地区的制瓷发展序列。2010～2012 年，我所连续对河南北部200 余处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建立了一整套窑址文字和标本档案，为河南黄河以北窑业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我所与中国古陶瓷学会、相关地方政府合作，相继于2001 年在汝州市举办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汝州年会暨汝瓷学术研讨会”、2004 年在郑州举办了“巩义黄冶窑、汝州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座谈会”、2009 年在郑州举办了“中国早期白瓷与白釉彩瓷学术研讨会”和2017 年在平顶山市举办了“中国古陶瓷学会2017 年年会暨汝窑、鲁山窑学术研讨会”。自2000 年以来，我所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对巩义窑址出土唐三彩进行研究，双方每年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出版中、日文图书近10 部，并于2008 年在日本奈良举办了“黄冶窑考古新发现展”。我与同事郭木森、刘兰华执笔编写的《巩义黄冶窑址》考古报告，在2018 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获得金鼎奖。在此期间，我主编了以陶瓷为主的相关图书10 余部，主要有《巩义黄冶唐三彩》（2002 年大象出版社）、《河南古代瓷窑》（2002 年台北历史博物馆）、《黄冶窑考古新发现》（2004 年大象出版社）、《汝窑瓷鉴定与鉴赏》（2005 年江西美术出版社）、《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执行副主编，“河南卷”主编，2008 年科学出版社）、《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瓷器”卷（2008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2009 年科学出版社）、《中国巩义窑》（2011 年中国华侨出版社）、《中国出土壁画全集》“河南卷”（2012 年科学出版社）、《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汝窑》（2016 年江西美术出版社）、《鲁山段店窑陶瓷遗珍》（2017 年科学出版社）等。我所发掘出土的汝窑和张公巷窑瓷器，分别参加了2005 年4 至6 月在韩国官窑博物馆举办的“韩国、中国青瓷比较展”、2006 年12 月至2007 年3 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北宋汝窑特展”、2009 年9 至11 月在北京保利博物馆举办的“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展”、2010 年3 至5 月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举办的“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2013 年3 至5 月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澄泥为范—河南新出宋金名窑瓷器展”、2015 年9 月至2016 年8 月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淡含蓄—汝窑瓷器特展”等，极大地提升了河南瓷业考古的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在此阶段内，由于上班时间行政事务繁多，主要是利用一些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如周六、周日至少抽出一天假期等，这样积少成多，年年都会有所收获。作为文物考古大省的所长，似乎有一根鞭子在鞭策着自己，不容许你有稍许懈怠或停顿的时候。这些科研论文大都是应邀参加学术会议而写或一定得完成的工作任务，大体分作三类。第一类属于职务行为的综述类文章，主要有《河南考古六十年》（《中国考古六十年》，2009 年文物出版社），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家文物局委派各省市自治区考古所总结六十年考古成果的任务；还有时任所长义不容辞的所庆文章，我有幸在所长任上主办过两次所庆，除安排同事在《中国文物报》整版刊载取得的工作成绩外，还撰写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回眸》（《华夏考古》2002 年第2 期）和《河南考古六十年，保护科研结硕果》（《华夏考古》2012 年第2 期），对全所老、中、青三代作出的考古成果、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做全面总结。第二类是应特别邀请完成的分内工作，主要有《五代十国陵墓制度述略》（《桃李成蹊集》，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是应邀为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完成的；《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 年第7 期），是应邀为纪念《文物》杂志出版600 期撰写；《洛阳唐三彩的考古学观察》（《泥火幻彩—唐两京三彩精华展》，2016 年三秦出版社），是应邀为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唐三彩展览撰写；《北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是应邀为《中国考古学百年史》而作等。第三类数量最多，主要为参加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一得之见，主要有《30 年来中国瓷器业考古的新进展》（《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一次年会论文集》，2010 年文物出版社），当年年会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 周年的中国考古学新进展”；《唐宋玉册的发现与研究》（《海峡两岸古玉学研讨会论文集》，2001 年台湾大学地质系）、《汝窑与老虎洞窑的对比研究》（《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汝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8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关于汝窑性质问题的探讨》（《宋代官窑及官窑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 年故宫出版社）、《河南出土定瓷与定窑类型瓷器概述》（《故宫博物院八十七华诞定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年故宫出版社）、《试述隋唐大运河与南北方陶瓷器的交流》（《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与扬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 年苏州大学出版社）、《试论汝窑瓷器的制作与烧造工艺》（《故宫博物院九十华诞汝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 年故宫出版社）等。关于河南陶瓷考古方面的论文，分别涉及巩义窑、登封窑、宝丰清凉寺汝窑、汝州张公巷窑、鲁山段店窑和禹州钧窑等著名河南窑口，以及与其他窑口的比较研究等。其中，汝窑和巩义窑发掘成果丰硕，又是本人主持的考古项目，因此发表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较多，其他窑口则多为一篇。

  自2000 年以来，先后应邀赴美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学术交流，并做专题演讲。在国外发表的文章有：《巩义市黄冶窑唐三彩窑址的新发现》（日文），《唐三彩展》，日本大广，2004 年；《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研究》（英文），《东方陶瓷》2004～2005 年第69 卷，英国东方陶瓷学会，2006 年；《汝窑瓷器有关问题的探讨》（日文），《北宋汝窑青瓷考古发掘成果展》，日本大阪，2009 年；《十余年来河南考古的新进展》（日文），《诞生，中国文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10 年。

  回想起来刚到单位报到时，安金槐所长即安排我参加开封宋城的发掘，最初我是有抵触情绪的。因为在大学期间的两次田野实习，分别是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和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课余时间抄记的许多卡片也都是与新石器时代相关的内容。当时受“考古不下夏商周三代”影响颇深，对于从事宋古缺乏思想准备。30 多年过去了，从最初的发掘开封宋城到发掘北宋皇陵，再到后来的发掘唐宋瓷窑遗址，这样一路走来逐渐爱上了唐宋考古和陶瓷考古。在我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除了《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50 周年所庆介绍河南考古新发现外，其余论文全部是有关唐宋考古和陶瓷考古方面的内容。我把有关研究论文汇总后，按照我院安排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时，科学出版社闫向东副总经理建议论文集内容应主题鲜明和突出个性，可分作两册出版，并增加图版以便利读者。这样我把上述研究文章重新进行了梳理，分别取名《稽古中原》和《泥火匠心》，前者主要收录了河南考古的与之相类似的文章，后者则全部为陶瓷考古的研究成果，同时在部分文章中增添了一些图片。其中，《稽古中原》一书有《考古河南—记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唐至清古主要收获》和《略述河南出土魏晋至明代铜镜》三篇文章为首次发表外，其余文章均已公开发表。上述文章均为应约撰写，因种种原因尚未公开发表。另外，收入两书的河南考古发现、汝窑和巩义窑文章有多篇，其中有部分段落存在内容重复现象，为保持论文原貌，所有收录本书的论文不再进行大的修改，在此予以说明。

  本文由张睿洋 闫广宇 摘编自 孙新民 著《泥火匠心——孙新民陶瓷文集》之自序。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