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稀世珍宝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著名博物馆。它是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俄罗斯圣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的列宁格勒美术馆齐名的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共收藏有300万件展品。

  大都会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历代瓷器陈列在二楼亚洲馆大厅四周。藏品从早期青瓷、白瓷，唐代长沙窑、三彩，宋代定、官、哥、钧五大名窑，到元代青花、釉里红，明、清之际的景德镇青花、红釉、黄釉、斗彩、五彩、墨彩等等应有尽有。在那里几乎能看到完整、详尽的中国瓷器史。大都会博物馆的藏瓷不只是瓷的种类全、数量多，而且大多是精品，有些甚至是稀世珍宝。

  唐三彩制品在第七年末和八世纪上半叶被大范围的使用在陪葬品。此壶的形状源于古代伊朗的金属制作的产品，说明了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贸易对艺术的影响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陶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史，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始终没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比重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三分之一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上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整个陶瓷馆的主策展人是该馆亚洲艺术部的策展人德尼斯·派陲·丽迪，协同策划的是现当代艺术部的副策展人简·艾德琳和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部的策展人杰夫·芒格。策展团队的构成很好地体现了当今西方艺术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跨文化倾向。

  中国陶瓷收藏家斯丹利·赫兹曼于1991年馈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黑釉定窑碗(右上)，器形像一个仰立的斗笠，因而也常被称作斗笠碗。碗口宽敞，圈足较小，碗的高度不足直径的三分之一，因而碗壁大幅度外斜。胎体偏薄，除腕足外通体内外施黑釉。因为采用的是仰烧法，沿口的黑釉流淌后形成一圈很具有装饰感的酱口，十分漂亮。白定器莲花纹大碗(右下)，碗外壁和碗内均布满了刻划莲花纹。器身内外通体施以象牙白釉，采用覆烧法制成，口沿无釉，镶以铜圈。此碗直径将近25厘米，深11.5厘米，这类大件的定窑碗，因为胎体较薄，在覆烧的过程中会有走形的可能，因此这件大碗在器形的完整保持、纹饰布局的大方和施釉的均匀宜人方面，都让人体察到制作者在技艺上的不凡。这件定窑器原是20世纪初美国煤炭大王、亚洲艺术品大藏家萨缪尔·T·彼得斯

  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于世，黑白对比，强烈鲜明，图案十分醒目，刻、划、剔、填彩兼用，并且创造性地将中国绘画的技法，以图案的构成形式，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它开创了我国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青花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重新整理、陈列的6件钧窑器中，有一件瓷枕(右二)以往曾被一致认为是宋代的，其面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枕”字，如今它被确定为金、元时期的作品。3件标明为宋代钧窑器的作品，都是小件器物，其中的钧窑带盖小罐是一件十分精美的钧窑器(左下二)。小罐通体圆润，自口沿处向下逐渐外张，至罐腰下身陡然收缩内敛，至圈足处形成一个规则的圆弧，非常优雅。小罐除了低矮的小圈足外，通体施以厚重的天青釉，在外壁下方的一边随意地点刷出如云如水般自然晕染的紫斑，似不经意却用心独到，呈现出天然的意趣。盖钮顶部因釉彩的稀薄所形成的金黄色效果，与罐盖周边同样原因形成的金属色泽的圆圈遥相呼应，妙趣无穷。这件小罐原是收藏家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的藏品，她1950年去世，此罐是她遗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众多中国艺术品之一。

  耀州窑瓷器部分虽然只有3件藏品，但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尤其是凤纹龙首提梁壶(图右)，器形独特，近乎圆球状的壶身由三个兽首状的壶足支撑着，但微微向着壶嘴的方向倾斜。壶嘴是雕刻的龙首，龙身由龙首后面向上拱起，跨过壶口在壶身的另一边贴塑在壶身上，形成一个圆弧形的提梁，上面骑坐着一个可能是驾驭祥龙的仙人。壶身四周用娴熟的刻、剔技巧装饰出振翅飞翔的凤凰和花卉纹样，设计繁复却井然有序。壶身除了壶底之外，通身施以匀而薄的一层青釉，深刻和剔划处呈现深青色，而凸起处呈淡绿色，整个器物无论在造型、纹样和釉色上都精美无比，交相辉映。这件是萨缪尔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品，可见其眼光和品位之不俗。

  (从左至右)钧窑花盆、北宋陶范、耀州窑婴藤刻花碗、耀州窑牡丹纹瓷杯、耀州窑凤纹龙首提梁壶

  大都会博物馆陈列的官窑器只有一件葵瓣口洗。洗身斜壁，底有低矮的小圈足。洗身内外除口沿和圈足底之外，通体施以天青釉。沿口镶金属圈。洗内侧斜壁上近沿口处有一条明显的纵向缩釉痕迹，洗底部除了四处或明或暗的釉泡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磕伤。洗身内外布满了比较稀疏的不规则的开片，斜壁处开片稍大，洗底则稍细而密。通体的片纹相对较深，虽没哥窑器中常见的深浅交织的所谓金丝铁线片纹，但窑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抽象线型图案，使这件历史久远的官窑古瓷器在当今观者的眼中透露出一种现代艺术的意味。加之官窑高雅单纯的釉色、简约明快的造型，与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的艺术趣味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因而这类宋瓷作品自19世纪末以来即长期受到西方藏家们的青睐。这件官窑笔洗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弗雷彻艺术基金于1924年所购得。这个艺术基金缘起于埃塞克馈赠给大都会的艺术藏品。弗雷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大银行家和美国东岸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他1917年去世，所藏近300件藏品全数遗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古代埃及、和东亚的艺术品，当年的市场价值就达300万美元之巨。大都会博物馆不仅专门开辟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画廊，还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弗莱彻基金，用于该馆艺术品的购藏。这件官窑笔洗被纳入大都会之际，也正是现代艺术在西方兴盛之时，不难想象购藏者的审美取向可能多少会受到当时艺术风潮的启发。

  非官窑器的类型中，陈列最多的要数龙泉窑的青瓷器。这与西方收藏家长期对青瓷情有独钟很有关系。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青瓷，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比较可观的。这次陈列的7件龙泉窑瓷器，在器形、釉色上都颇具代表性。由罗杰斯基金购藏的龙泉窑胆瓶(图上中)，其器形在宋代不太常见。瓶口稍稍外翻，从瓶口往下稍作收敛后慢慢在瓶身的腰部向外扩张，在接近瓶底时形成一个近乎扁平的器身，然后突然内收，这样使瓶身看似坐立在一个稍高的大圈足上。整个器形舒畅优美。施釉的控制也十分精到，但在瓶口、瓶底部位，尤其是瓶身的一侧，出现大块的不规则黑斑和线纹，不像是陶工故意所为，而可能是施釉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代青花瓷盘，按陶瓷学者的定名习惯，应叫“元青花鱼藻纹折沿瓷盘”。盘体很大，盘壁缓弧，折沿圆口，形体优美，质地细腻，保存完好。盘内壁通体饰白地青花，内外共三层，盘腹两层，折沿一层，以弦纹间隔。盘中央主题纹样为鱼藻纹，浮萍之下水草中间，一条体态肥腴的鳜鱼（也称桂鱼）正在畅游，张口摆尾，背脊刺骨高耸，显示出这是一条健壮味美的南方名贵淡水鱼。这是元代文人绘画山水花草题材在瓷画上的反映，注重生态环境，强调生活情趣，讲究艺术意境，展示缤纷墨彩，鲜活可爱。鱼藻主题纹样外圈是缠枝莲花纹，六朵根盛叶茂的莲花围绕鱼藻纹展开，相互缠绕，同中有异，既有浓郁的装饰韵味，又深化突出了主题纹样，两者相得益彰，交相映辉，成为元代青花的经典纹样装饰。折沿部分为菱形辅助装饰纹带，空白菱形纹内以点青方法点出四瓣花朵，与内圈的白地青花形成鲜明的对比，富有变化，处处显示出元青花绘画艺术的娴熟。盘青花纹样主次分明，重点突出，主题鲜明，既有高超的绘画技艺，又有元代工艺美术的装饰技法，是画家与陶瓷艺术家的联袂杰作。

  盘是元青花瓷的典型品种之一，从尺寸上看，有大中小之分，从口沿上分有折沿、敛口、菱口之分。大盘多为折沿盘，口沿分菱花和圆口两类。大盘形体较大，一般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最大的近60厘米，以口径45厘米左右的盘比较多见。元代青花大盘国内收藏的比较少，仅见数件，地下出土的也不多见，而国外收藏反而多，总数超过百件。收藏元青花大盘的主要机构以土耳其托普卡比宫及伊朗阿迪比尔寺最为著名。除此之外，日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博物馆也有少量收藏。元青花大盘主要收藏于国家，这可能与十三、十四世纪中亚、西亚世界上流社会的日用高档瓷器大量需求与饮食上的习惯有关，大瓷盘可陈放大量食物，方便众人围座食用。这表明元青花大瓷盘可能更多的是外销。一些元青花大瓷盘绘有艺术风格纹样，应是来样加工的定烧外销瓷。而具有鱼藻纹、牡丹纹等中国元代绘画风格的元青花大盘，可能主要供元代皇室和蒙古贵族使用，元代汉族显贵较少使用大瓷盘，他们更青睐青花小盘、执壶、玉壶春瓶、梅瓶、罐等器皿，与汉人饮食方法、居住方式、家庭陈设及审美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在成化斗彩的工艺成就基础上，又发展成了著名的青花五彩瓷器。青花五彩秾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曾盛极一时。嘉靖官窑五彩器的盛行，可能与嘉靖皇帝本人尊崇道教、深信五彩辟邪有关。据《明史》记载，仅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就在景德镇御窑烧造供内廷醮坛用的瓷器3万件。

  这组佛像有近1400年的历史，它重要之处主要是因为佛像制作采用的是千年前的干漆夹纻（zhù）工艺。干漆夹纻现在通俗说法即脱胎漆器，唐朝制作的干漆夹纻佛像熟知的仅见于日本国宝级财产唐鉴线cm），由此可见同为唐代的这四尊佛像的珍贵程度。大都会的签注上标注佛像来自直隶省正定大佛寺。

  这尊佛像造像生动细腻，宛若真人，双目有神，表情祥和，呈跏趺坐姿，身披袈裟，袒右肩，衣纹褶皱自然写实，流畅生动，袒露的胸部肌肉平滑光洁，充满弹性。袈裟表面均残留敷彩痕迹，佛像的肌肤处可见较为显著的贴金痕迹，袈裟表面残留鲜艳的红，蓝敷色。大都会的签注上标注佛像来自直隶省正定大佛寺。

  这个青铜器来历不凡，1923年山西浑源李裕村出土了一批青铜重器，现已失散到世界各地，其中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镇馆之宝“牲尊”即出自此地。

  20世纪30年代由绍兴人寿鹏飞总纂成书的《易县志稿》载：“八佛洼在峨眉寺沟底之东北支，亦称百佛洞、百佛山……峨磨山在州西北五十里，有崖南俯，俗名白脸山……山半有洞名百佛洼”。百佛洼亦称百佛洞或称百佛山、八佛洼，山腰凿石虎，内有大慈(瓷)佛八尊，小慈(瓷)佛七十二尊，又依山建阁，内有三彩慈(瓷)观音一尊，后为邦人盗去售诸国外，今在英伦者有三，彼邦人以为唐三彩慈(瓷)云”。

  据此可知，八佛洼洞内除罗汉外还应有佛像和观音等瓷像，当年应共有八十尊左右，不知县志记载可不可靠。但目前所见到的只有陶罗汉，同洞的其他造像没有见到实物。

  可惜这批足堪代表唐代以来雕塑写实最高成就，堪称后人无法企及之典范的宗教美术巅峰作品已全部流散异域，国内早已荡然无存。

  这是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第二尊易县三彩罗汉，较之第一尊，此尊罗汉年龄更大，内心世界的刻画也更显复杂。

  易县彩釉罗汉毫无中国宗教塑像中空泛虚无面目模糊的“神性”，充满了人性。每尊罗汉面目不同，表情各异，写实主义风格明显，体现了宗教塑像中不常见的观察入微。初见之时，不由得惊为天人。

  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步消失。镇墓兽的制作，早则为木、骨质、陶质极少，以后主要为陶质和唐三彩。金属和石制品极为少见。

  一般形式有兽面、人面、鹿角，是为镇摄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周礼》记载说，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好吃死人肝脑；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家人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还说这种方相氏有黄金色的四只服，蒙着熊皮，穿红衣黑裤，乘马扬戈，到墓圹内以戈击四角，驱方良、魍象。方良亦为危害死者的恶魔，人们就借助方相氏的力量来驱赶它们，所以有学者觉得，使用镇墓兽的习俗，就是出“方相氏”的传说演化而来的。也有人根据早期镇墓兽头上的双角推测，镇墓兽应与“辟邪”、“灵神”、“士伯”等相关。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之彩绘双环望仙髻女舞俑 1985年陕西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出土

  双龙尊，又称双龙耳瓶。其基本特征是：盘口、细长颈、罐状身，二龙口衔盘沿，尾接罐肩，呈双耳状立于瓶口两侧，故名。从出土资料看，双龙尊出现于隋代，盛行于唐代，主要流行于东都洛阳一带，别的地方很少发现，唐代以后消失。已发现的唐代双龙尊有白瓷双龙尊、三彩双龙尊、黄釉双龙尊和铜双龙尊；其中尤以白瓷双龙尊为多；铜质双龙尊很少，仅发现一件（保利博物馆藏品）。唐代双龙尊造型优美，庄重大方，线条圆润丰满，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因此，近几年来大量的唐代双龙尊赝品充斥文物市场，其中尤以白瓷双龙尊为多。

  从已发现的唐代白瓷双龙尊资料看，其规格，高者可达六、七十厘米，低者高度则仅有十几厘米，而以25厘米至45厘米者为多。造型大同小异，变化大多分布在在颈部和肩部。主要可分为细长的素面颈和带有螺旋状的旋纹颈两种。肩型也可分为丰肩式和溜肩式。用作双耳的双龙早晚也有变化，早期的龙身较直，带有隋代遗风。后期的龙身变为弯曲状，龙背贴塑三至五个乳钉，双龙口衔器沿，双耳直立，头顶塑一冠状物，双龙角一端卷曲贴于冠状物两侧。整个龙身系手工捏塑而成，显得生动威猛。

  唐代白瓷双龙尊，虽造型优美，线条流畅。但仍处于白瓷发展的初级阶段，和同时期的其他白瓷器一样，胎、釉方面任旧存在的缺陷和不足。